唐寰澄
我所接触过的老一代桥梁专家，特别是留学学习国外桥梁科学而且有所成就的桥梁专家，对中国传统的桥梁都有浓厚的兴趣，且当事业成就、年岁日高时，更以主要精力用来研究中国古桥。这是为什么？原来一方面学贯中西有所对照，发现中国古代的桥梁，虽然没有近代的计算理论，却是构造巧妙而合理，造型民族化而富于美感，是一个尚可继续发掘的宝厍；同时，作为炎黄子孙，要把中国各民族古往今来劳动人民的卓越成就引以为骄傲、公之于世界。茅以升先生就是老一辈中在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茅先生与我，已是隔了一代的桥梁工作者，年龄相差31岁。当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大学校长的时候，我方来到这一世界。当他在轰轰烈烈地建设第一座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监修的钱塘江大桥时，我才读完小学。我之能识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1948年我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因为听说茅先生组织中国桥梁公司有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之举，于是通过舍亲、茅先生的学生、时任江苏省公路局长的张竞成先生的介绍，在上海总公司见过一面后，被委派到汉口分公司工作。这样，我们之间，确立了一个公司中的上下级关系。
汉口分公司经理梅旸春先生是钱塘江桥钢梁设计负责人，亦曾留学美国，是茅先生的学生，于是我便是茅先生学生的学生。从梅先生那里，我学到了不少实际的东西和公司传统的进取精神，也接触了当年武汉长江大桥计划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处在苦难之中。建设位于低谷，学土木的人往往无事可做。桥梁公司汉口分公司依靠茅先生的声望和梅先生的技术，尚能有些中小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桥梁界第一个喜讯就是党中央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国家接收了官僚资本（原交通银行资本）的桥梁公司。茅先生由于爱国和在科技界的声望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梅先生则在南下协助抢修了粤汉线被破坏的桥梁后，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测量、钻探和设计的任务，我们便都有了素所志愿的工作。不久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成立，茅先生受聘为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我们之间再次发生了间接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武汉长江大桥勘测完成后，我奉调在总体设计组工作。中央对武汉大桥建设的要求是：“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桥梁？中国从未造过象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的大桥，更无从着手设计民族形式的近代大桥。第一次设计讨论会上，中国古典建筑的权威梁思成教授提出一个民族形式桥头堡的方案，造型高耸雄伟。它以建筑为主体，与桥缺少一定的联系。茅以升先生在思索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年轻的、当时具体参加过这一工作的桥梁工作者，我也在学习和思考，想在中国具体桥梁的实物和历史遗产的故纸堆中探索桥梁的“民族形式”。
在偶然的机会里，我从故宫初次展出的名画、宋代张择端作的《清明上河图》上发现了一座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殊形式木桥。我对此画作了历史考证和结构分析。在刊物上发表后，得到梁思成先生，茅先生及其亲密的朋友、老一辈桥梁专家、原钱江桥总工程师罗英先生的青睐。这样我才知道茅先生和罗先生正在研究和准备写作中国桥梁史。罗英先生从我处取得了《清明上河图》汴水虹桥的资料，载入其《中国桥梁史料》（1959年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茅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盛赞罗英先生的工作，同时说：“我国是个既大且古的国家，几千年来修建各种桥梁，不可胜数，仅以石桥而论，据说即达四百万座之多，其中有很多在工程结构和科学技术上具有惊人成就。……然而，就是要编一部桥梁的史料书，也谈何容易。我国桥梁虽多，而记载桥梁本身的文字，却极其缺乏……(多数是)借桥梁来抒情遣兴的诗词歌赋……在各省各县的地方志中，也都是提到一些桥梁名字，甚至约略介绍些情况，但远远不够技术上的要求。在这样一堆文献中，分析整理出适用的资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作为作者(罗英)在桥工中的多年伙伴，我能为他这次纸上的工程作点介绍和宣传工作，深深感到高兴。希望他继续努力，参加完成一部更完整的中国桥梁史”。
事实上茅先生也早在研究古桥，勤写笔记(有十厚本、近百万字)，发表文章。所以1961年8月26日罗英先生致作者函中说：“……中国桥梁史料是我国桥梁工作同志数十人协力写成的。这本书，如认为有点贡献，宜归功于大家。去年夏，科学院学部在上海开会，是时我适卧病医院，有几位学部委员(包括茅老在内)前来看我，当时曾谈到编桥梁史事，拟定由科学院科学史研究室设立桥梁组以便进行这项工作，后因事而停顿，未能照预定计划进行……”。可见茅老和罗老在六十年代已经有编写完整的中国桥梁史的计划。罗英先生完成了《中国石桥》和《中国桥梁史料》两书后，于1964年逝世，遗下完成一半的《中国石拱桥研究》及计划中的《中国桥梁史》都落在多年合作的老友茅先生身上。
早在1937年时，原上海黄浦江管理局建设处的丹麦工程师福格·梅约曾经写过《中国桥梁》(英文)一书，内容广泛，题材完整，也有不少实物资料。但他缺乏中国历史的知识，难以考证和分析。茅先生在平素考证研究的基础上，纠正其错误，翔实地记述了国家公布作为重点文物保护的安济桥、卢沟桥、万安桥、安平桥、泸定桥等十座桥梁，论著分别刊载于《文物》1963年第9期和1973年第1期中。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茅以升先生和梁思成先生联名提出“请政府组织委员会，编写‘中国桥梁史’案”(提案第124号)。提案的处理情况是：“据交通部报告，关于编写中国桥梁史问题，曾拜访了茅以升代表，并先后和有关部门进行了磋商，现正由交通部会同文化部、建设部、铁道部进行此项工作，准备先组成中国桥梁史委员会，然后再订编写方案”。然而由于发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桥史编写工作被搁置下来。
在那场浩劫里，老一辈有功勋的科学家，多数也不能幸免，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茅先生除日常的工作外，仍孜孜不倦于桥梁史的研究和积累资料。在当时不可能进行桥史编写的情况下，他鼓励《桥梁史话》的作者们以科普的形式编写出版，作为桥史的前驱。他还积极为之撰文和作序。他在序中说明桥史编写的困难，资料收集不易，同时说：“一座桥的兴废，更要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的影响。因而写桥梁不但写它本身，还要写它的背景，这就牵涉到很多复杂问题。”该书于1977年出版，“使读者先睹为快”。虽然此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该书诸作者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仍不免在文字上有所反应。总的来说“在向四个现代化大进军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版，当不失为鼓舞人心之一助”。
介绍中国劳动人民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使之垂之久远，传之遐方，是茅先生的夙愿之一。他亲自编写并于1978年出版了《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一书，译成日、英、法、德及西班牙5种文字。书中对“中国(古今)诸名桥作扼要的介绍，通过中国古代桥梁合乎科学的构造及卓越的建筑形式，读者将为中国古代文化所激动。至于用先进技术所建造的巨大的近代桥梁，将表达今日发展的中国的一个方面”。这本书，对世界各国的读者，起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积极的媒介作用。
然而，上述这些还都是前奏而已。对于中国桥梁史的编写，茅先生依然耿耿于心，无法释怀。
从1959年开始，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以其过去在中国工作时对中国文化、科学和技术等各方面成就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和感情，动手编写、陆续出版，并仍在继续编写中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化》（或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其1971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三册“土木工程和水利”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的古桥。全文约三万字，参阅了数百种资料，包括外国作者的介绍、中国古籍和中国近代人的作品，如梁思成、罗英、茅以升等诸先生及笔者关于中国古桥的文字，盛赞中国桥梁的成就。李约瑟博士的著作，较之马可波罗更系统、更公正地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各方面的成就，认为“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在十五世纪以前更是如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这本书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国，难道中国不能有自己介绍自己的著作吗？
毕竟李约瑟博士不能象中国人一样多方面获得中国历史资料和普遍地进行实地调查，难免有疏漏之处。因此，茅先生编写中国桥梁史的决心更大，并且增加了紧迫感，因为动手组织编写此书时，他已是83岁高龄了。
198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出版了英文版的《古代中国技术与科学》，分51个项目，介绍中国科技的成就。茅以升先生为之作序，详细叙述了中国科技的成就和盛衰；中国使者、僧人等对传播古代科技于世界的努力；十九世纪外国入侵，中国进入“全盘西化”，对民族成就抱虚无主义的可悲态度；解放后众多的出土文物使地下的中国科技和艺术的宝藏公诸世界；他说：“即使在西方来的科学和技术，也有时包含着中国传统的证据。”他举河北赵州桥为例，认为是近代钢筋混凝土空腹拱的前驱。其它领域里的证据也不胜枚举。最后他说：“将古代的成就转变为新的动力，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们相信，现代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达到或超过某些先进的国际水平。”
正是抱着这样的爱国家、爱科学的热情，经多方努力，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交通部科技委员会支持下，茅先生担任《中国桥梁史》编委会主任和编写组主编，组织老中青三代桥梁工作者正式进行桥史工作。
原先的计划比较庞大，准备写成包括自古代直至成稿之日资料的中国桥梁史（古、近、现代）；继而由于某些原因，压缩为中国古桥史；最后又为避免桥梁史话中牵强附会的某些政治分析，确定为《中国古桥技术史》。虽然近代的桥梁史由铁道部、交通部分别完成，但缺乏一本高屋建瓴，统观全局的近代桥梁技术史，未免令人扼腕。
在指导《中国古桥技术史》编写的过程中，茅先生以耄耋之年，再次发挥其一贯的组织能力、用人气度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制定了编写原则，让大家分工负责，茅先生强调指出：“往往一字之差，意义为之左右。”编辑同志们从四百多种古籍中，探微索隐，一丝不苟。
文字探索之外，尚分兵几路，几次赴云南、四川、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甘肃、西藏（委衽西藏交通厅）等省、自治区对其重点桥梁进行调查，拍摄照片。与书本考证相结合，分别整理成考察报告。
编辑们按分工分写各个章节，并分别在北京、杭州等地召开讨论会，修改、补充，反复多次，精益求精。
由于茅先生的推荐和大家选定，由我担任副主编，负责统稿工作。在茅先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大家日以继但的努力，几易寒暑，全书终于编撰完成，198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为本书的出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1987年7月17日，《中国古桥技术史》获1986年中国图书荣誉奖。至此，酝酿近二十年，茅先生为之付出心血的《中国古桥技术史》终于问世，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茅先生亲自为全书写了“前言”和“概论”。在前言中，他谦虚地勉励大家：“本书之能于短期告成，可知所有参加工作的同志们所费心血，非比一般，作为主编，我向全体同志表示钦佩。希望今后过若干时间，再作一次修改增补，以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他指出：“任何新技术皆有其旧技术的根据，往往旧事物中孕育着新事物的萌芽。……我国桥梁技术，过去曾在世界上领先，现在追述其历史，探索其所以领先之故，正是为了从中得到启发，来发扬光大其固有传统，为促进四化建设之一助。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不能造的桥。我国桥梁技术，将于其中再度显现其领先的可能性。”
历史是一场众多人参加的接力赛跑，后人接过前人的事业，继续前进。桥史完成后，茅先生又将其老友罗英先生的未完稿《中国石拱桥研究》一书委托我予以续完。该书前半部完成于1963年，需增补后20年的资料。我花了近两年时间，完成了任务，使茅先生“如释重负”。（1964年茅先生挽罗英联中有“遗著伤心余半部”之句。）
1989年11月12日茅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我正在由武汉乘船赴重庆讲学的途中，到重庆后始知消息，深深为之哀悼。一代巨匠，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历史将永远铭记茅先生最后的杰作。
“桥史”完成后，陕西咸阳发掘出古秦汉木桥遗址，规模宏大；山西永济县发掘出黄河蒲津浮桥东岸唐代的四尊铁人铁牛，制作精美；广东潮州宋代的石梁石墩和浮桥相结合的广济老桥，因建新桥，将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修复；四川剑阁又恢复了一段栈道。这些新情况证实了茅先生关于“桥史”需“再作一次（甚至多次）增补”的先见之明。我坚信，中国的桥梁事业不会衰退，后继必定有人！
（作者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