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美
我慈爱的父亲，以94岁的高龄，于1989年11月12日弃我们而去了。怀念他的悲哀，使我久久提不起笔来。父亲平素珍惜光阴，又十分善于利用时间，以他孜孜不倦的勤劳，加之健康长寿，所以留给世人的东西特别多。正如四妹于燕所说：“真想写一点文章，可是他的事情那么多，无论说到哪一二，都会涌出几万字，真难下笔啊。”是的，这也是我迟迟动不了笔的另一个原因。我每触动一缕思绪，他老人家的事迹就像泉水一般趵突而出。我担心这泉水流失无踪，竭力要把它堵住。然而奔流的泉水，岂是人力可以长久堵塞的？我只好控制它缓缓流出，使我能一掬掬地捧给世人。若把人的一生比做一株树木，那么父亲这棵树的主干部分是：他对教育的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辗转跋涉到贵州平越办大学的艰苦历程；他在桥梁工程上的建树，钱塘江铁路公路大桥的创举，武汉长江大桥的精心设计；他对人才的赏识、爱惜、培养和扬长避短的安排使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那些感人的事迹大多已见诸公开出版物。我这里采摘的是旁支侧条上的几片绿叶，虽不起眼，却耐人寻味。
父亲自云出生于镇江一个“寒士之家”，早年读书出国学习，全靠成绩优良，公费资助。他深谙稼穑艰难，钱财不易，所以对物资非常爱惜。比如他用纸张十分节省，稿纸信纸从不浪费。写个小条，一定用写废了的纸，并裁成小条，不用整张的纸。他不但爱惜东西，还长于整理东西。他的文稿、书信、文件、照片、甚至底片全部分门别类，按年月编集成册，别人看来，一目了然。他的几部手稿都是在文革后期整理成册的。他用购物的硬包装纸，亲手作成封面，再用家人裁衣剩下的绸缎下脚料，匀匀整整地粘好封面，装订成册。各本尺寸标准一致。在每一本手稿封面左上角贴上分类标签，用毛笔正楷书写题目。它们陈放在玻璃书橱里，像是正规出版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内容丰富，且很有特色，我仅举《盛典存柬》为例，即可说明。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说来也怪，这是一本别人会进字纸篓的、过了时的纸片汇集而成的书，每一张都是他参加过的各种会议的请帖。
解放前，我家住在上海铜仁路。这本纪念册上贴的第一张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49年6月15日星期三邀请父亲参加会议并便宴的通知和请帖。不久，父亲到北京工作，参加了政协，请帖就年复一年地多了起来。那张印得典雅精致的是开国大典的观礼请柬。四十年来，每逢“五一”节、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请帖，除了父亲有出国任务和文革期间有所缺漏外，都收集贴在这个册子里。
手稿之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和两位老朋友一同编纂选录的九本《桥话》。这九大册是些什么内容呢？说来也有趣。这是一套有如辞典一类的东西。在“文革”后期，他和朋友觉得无事可做，而浪费光阴又觉得是莫大罪过。于是他忽发奇想。他老先生平日爱读些文学作品，他见中国古典诗词中涉及“桥梁”的诗句很多，于是他和两位老友认认真真工作起来。其中的陆公达老先生为找资料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早出晚归，翻阅全唐诗、全宋词、元曲及各家选本，把古往今来关于描写桥梁、歌颂桥梁，隐喻明喻，及桥边悲欢离合的典故，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录在一式的稿纸上。父亲亲手装订，设计封面。日积月累，居然装订成厚厚的一套《桥话》。如今安放在书橱中，却也洋洋大观，可称是一部关于桥梁的文艺鉴赏辞典。
父亲治学涉猎很广。不但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多所建树；在文学艺术上，他也有浓厚的兴趣。床边枕边，常备有各种书籍。他尤喜中外古典名著，最欣赏的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作品，说是“百读不厌”的。对于文学，他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果陌生人听了会以为他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呢。
亲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没想起他，那端坐书桌旁、握笔凝思的神情宛如雕像一般呈现在我的眼前。是悲痛吗？不，是胜过悲痛的力量。它仿佛教诲着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奉献”之中，他曾经说过：一根火柴虽小，但它燃烧自己时却点燃了别的东西。父亲的一生也像一根从头烧到尾的火柴：不断地燃烧，不断地奉献，直到化为灰烬，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作者是茅老长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