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绍
我没有机缘在教室里直接聆听过茅以升他老人家的教诲，但我一直认为茅老是我的老师，是我难以忘怀的一位老师。
我第一次见到茅老是在钱塘江大桥工地上的简易房间里，时间是1935年的暑假。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三年级学习结束，按当时规定，工科院校学生在三年级暑假必须自选到一工地去实习。我和同班六七人选定闻名中外的钱塘江大桥工地去实习。报到的当天茅老就接见我们这些年轻的实习学生，大家都以崇敬的心情参加接见。在我们实习的一个多月的期间，正值钱塘江大桥桥基进入施工高潮。在茅老亲自关怀下，工程处对实习生安排的非常周到。钱塘江大桥位于世界闻名的涌潮河口的上游，江面宽阔，潮流浩荡，基岩上覆盖层最厚处有41米的流沙。为要把桥墩桥台的基础支托在基岩上，在施工方案中要解决80多个重大的难题。靠岸边的桥基可以采用明箱直接开挖到基岩；愈到江心，覆盖层愈厚，明箱不能采用，则用气压沉箱；最深的几个桥墩，还要先打桩，然后用气压沉箱支托在桩基上。以茅老为首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研究用“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层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气压沉箱法”解决水流湍急把基础支托在桩群上的问题。我们这班实习学生从听情况介绍开始，阅读有关施工图纸，安排现场实习。在沉箱工地按图纸检查放样尺寸，钢筋绑扎的大小尺寸、间距、牢度等，要求逐一检查核对，使我们得到很好的锻炼。各沉箱都在岸边用临时土围堰围好，把基础挖深在高潮水位以下，在平整的基坑内，绑扎钢筋，支撑模板，浇筑混凝土。待固化有一定强度后，则乘钱塘江大潮，破土堰令沉箱浮起，用驳船牵引到打好的桩基上定位。整个沉箱的下层如倒置的盒子。定位好则在倒置的沉箱内加上气压，排出倒置箱内的水，成为倒置的加压沉箱。施工的工人通过逐步加压的出入口进入沉箱。下沉到箱内用人力将箱下的流砂挖出，一边挖土，上面一边浇筑混凝土，沉箱则逐步下沉，当下沉到达预先打好的混凝土桩时，则撤退工人，在倒置的沉箱内灌满混凝土，使整个基础完全安放在桩基上。全部过程都让我们参加，还专门允许我们进入加压的沉箱内，了解进入时加压和出来时减压的身心感受。事隔55年以后的今天，一切往事仍萦回脑际。使我们对茅老关心后进，为祖国培养科技接班人的赤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茅老来到北京。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特别舒畅，就如何贡献力量建设新中国，大家时常聚在一起开座谈会。我先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课，后被调到北京市参加城市建设工作；并负责当时北京市土木工程学会工作，茅老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席，因此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心情特别高兴。1951年到1952年期间，茅老每隔一周的星期天，都约请在京的土木工程界的老一辈工程师聚会，人数共约五六人，有时座谈，有时聚餐，各人的夫人都参加。他们有些是我同学的父辈，只有我们夫妇尚未到“不惑”之年，茅老提携后进的做法，使我终身难忘。这种聚会到“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才停下来。
1952年茅老参加了九三学社，我当时是九三学社中央副秘书长，得到茅老对我培养、鼓舞的机会就更多起来。
五十年代九三学社在京人数不多，但各种活动不少。“九三”成员参加活动的劲头很大，小组组织生活总觉得时间太短促，好像有很多话没有说完似的。茅老有一次出一个题目叫我回答：“为什么大家都很愿意参加‘九三’的活动？而活动又是十分活跃，而且经久不衰？”还要求用简洁的语言回答。我说，凡参加“九三”活动的同志都是“年相若，貌相同，神相似，语相通。”茅老非常高兴，拍手称好，并说“你的四句话，正是我想说的，不过是由你的口替我说出来了”。五十年代茅老还常常以此四句话来说明当时“九三”社员的心理状态。从五十年代开始，只要我在九三学社各种场合发言，茅老总要说几句鼓励的话。嘱咐我巩固成绩，继续前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茅老对我的鼓励更为殷切。
1982年已是八十六岁耄耋之年的茅老，意识到科学技术除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思想道德品质就显得非常重要。他自己身体力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行动外；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治学严谨、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工作作风，这在科技工作中应该成为风气，并且形成规范化的条文以资批次鼓励。1982年5月中的一个下午，在首都人民大会堂，茅老约请首都有名望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一百多人集会，当场提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七条标准，要求到会科学家逐条逐字讨论。当时茅老要我主持谈论会。比起到会的许多老科学家，我的资历最浅，脸上显出难为情的情绪，茅老发现后即小声对我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首都的科学事业，不能推脱。”我只好硬着头皮主持会议，经过大家群策群力，终于制定出大家都满意的《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一百多位到会的科学家签了字，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得到广大科技界人士热烈响应。那次的经过说明，茅老是以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严格要求我的，真使我终身难忘。
茅老不仅是国际著名的桥梁工程专家，也是自然科学团体的热心人。他是我国自然科学团体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许多自然科学团体的负责人。1980年以后，我担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期间与茅老接触更多。他对科学团体的热心，使我得到鼓舞。他非常关注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一切新成就、新进展。当他了解到微电子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对土木工程的应用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以及电子计算机的CAD,CAI,CAM等辅助功能时，他于1981年提出立即成立中国土木工程计算机应用学会，要我担任该会的理事长；并指示要积极参加各项国际学术活动，要缩短我们与先进国家间的学术差距。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刚刚结束，茅老即意识到当今的科学技术进展的速度日益加快。知识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第一线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增新的要求非常迫切。在世界继续教育的浪潮冲击下，茅老自告奋勇兼任北京市科技进修学院院长，并提出要我兼任副院长，做好他的助手。在他退居二线，任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以后，他要求我接任他的兼职院长的职务，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贡献力量。他的良苦用心，使我的心情永远不能平静。
还有一件事也是使我念念不忘的。那是1986年的冬天，茅老已是九十高龄。由于北方冬季气候寒冷，老人家为避免感染肺炎，一般到广州去休养。当时正值广东省的大亚湾核电站紧张施工。台湾特务组织，在一些香港市民中发起签名活动，反对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理由是该电站离香港的距离很近，万一反应堆有放射性物质逸出，香港居民将首蒙其害。其实从人类电站建设历史进程看，比起煤电站，核电站是一个更清洁、更少污染、更安全的发电装置。作为科技人员密集的政党，九三学社有义务在这方面进行解释、宣传、教育的工作。由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出面，在离大亚湾最近的深圳市举行京粤港核电站学术座谈讨论会，邀请香港科协核物理专家参加，北京方面由周培源主席带队，我社的核物理权威王淦昌同志负责核安全的技术讨论，我负责能源与环境的情况阐述。正在广州休养的茅老，听取汇报后，坚持赴会。会前茅老一再叮嘱，要求我提出有力的论据，说明核电站是人类供给能源的一种可靠又安全的发电装置。我在1986年12月6日下午的第一次会上发言。当时茅老的视力已很差，但听力还很好，我从对煤电站建设会增加全世界关注的“温室效应”等，说明核电站建设是今后人类解决能源供应的一种比较好的出路，散会以后，茅老找我谈话，肯定我的发言有说服力。那次会上茅老虽一言未发，但起到督促鼓舞的作用，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次论证会在《人民日报》和广州、香港各报上都进行了专题报导。同时在香港也举行核技术安全的科普宣传和展览，签名的势头也逐步低落下去。据说蒋经国当时也正在筹建台北附近的一个核电站，该站离台北市的直线距离比大亚湾离香港的支线距离还要小，他深怕特务组织发起的签名运动，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此这场闹剧也就很快草草收场了。
经过半个多世纪与茅老的接触，使我深深感到：他那伟大的爱国热诚，他那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他那为科技进步的无私奉献，他那甘愿做人梯的精神，都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