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椿
1938年夏，我由长沙商务印书馆调到在湘西杨家滩复效不久的唐山工学院工作，得识院长茅以升。长沙大火之后，学校由湘经桂入黔，在离马场坪公路8里的平越县复课。茅老长院四年，弦歌不绝，同学读书，进步极大，因此当时人称平越是乱世桃源，读书佳境。
后因美援物资源源入境，滇缅公路旧有桥梁急需加固，茅老奉调离院到贵阳，就任桥梁设计工程处长，负责桥梁加固工作；唐院则改名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由胡博渊任校长。不久我亦蒙召离校到桥工处供职。
在此期间，茅老不断往来奔走昆明、贵阳、重庆之间，十分辛苦。日寇投降，抗战胜利，我离乡八年，求归心切，辞别茅老，返回南京。
我不但在茅老身边工作了近八年，而且在直到茅老离世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一直互通声气，从未间断。茅老每来南京，必来找我。最后一次是自庐山来南京，住东郊六日。他一到即召我，天天陪同外出，寻根访旧看桥。
茅老的学业成就，国人共知。此外尤当一书的，就是对人能让能容，与人为善，善与人交，乐为人助，例如，茅老对在“钱桥”一起工作的总工程师罗英，工程师梅旸春、李学海等人，由于相处融洽，配合得好，对取得钱塘江大桥工程之完成大有裨益。茅老早年在水利处，副处长郑肇经、唐院教授朱泰信、后桥处副处长顾懋勋、黔桂路局局长侯家源等一个个都是工程界学者专家，处事接物各有个性，而茅老皆能愉快地共事，确实不易。
杭州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正值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困难重重，不一而足，可茅老冒着敌机的轰炸，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坚持组织施工，直至通车，为民族立了功，为祖国争了气。
柳州沦陷后，日寇又进占贵州都匀、独山，贵阳十分危急，桥处不得不离贵阳而远移重庆。在财政艰难的情况下，茅老为了为国储备人材，对桥处的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的安顿之计尽心竭力。他不顾疲劳，多方呼吁奔走，求得了支持，争得了贷款，成立了中国桥梁公司和重庆缆车公司，维持了这支工作队伍。全国解放后，这一大批技术力量为新中国的建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很大。当时地位如茅老者，差不多皆置有房产，多的置有几处。然而据我所知，茅老身后，除了书籍资料，别无长物。岁学成回国起，为祖国工作直到最后，贡献24茅老自
茅老一生，对老人竭尽孝道；夫妇相敬如宾；兄弟姊妹，备极友爱；对小辈教育帮助，各使有成。修身齐家如此，难能可贵。
（作者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