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和叔
茅以升博士1896年诞生于江苏丹徒（即今镇江）。唐山交通大学在1896年以北洋铁路学堂名称创建于山海关，人校同庚，相得益彰。唐山交大为茅老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茅老对唐山交大的枝繁叶茂则是鞠躬尽瘁、不遗余力。而今，茅老已是誉满中外的科技泰斗，唐山交大亦为闻名遐迩的“东方康乃尔”。
1916年5月茅以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唐山交大前身，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本科四年制），随即考取清华大学官费留学美国，赴康乃尔大学进修硕士学位。在他之前，康乃尔大学对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不予承认，首先考了他的大学课程，成绩特优；继而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成绩又是特优，这才使碧眼教授们满座皆惊，顿时对这个年甫21岁的“唐山人”刮目相看。从此，这座世界第一流工业大学作出决定：凡是由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来的学生一律免试升入该校。茅以升为中华民族、为唐山交大在国外争得了堪以自豪的荣誉。他在康乃尔大学学习不到一年时间，即以优异成绩，取得该大学的硕士学位。
1921年北洋政府将北京的邮电铁路管理学校和上海、唐山的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为交通大学，由当时之交通总长叶恭绰兼任校长，唐山工校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这时茅以升已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工作，叶氏聘请他担任唐山学校之副主任（主任为自1912年起在唐任教的罗忠忱教授，是茅的老师）。在当时的旧中国，象茅博士这样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担负起培育莘莘学子的任务，斯人斯事有如凤毛麟角。近代国际驰名桥梁建筑大师、美籍华人林同炎博士曾说过：他个人的事业成就在国外，而他的学术基础则在中国，归功于他的前辈茅以升博士（林氏系唐山交大1931年毕业生）。林氏之言是对茅博士学术成就的实事求是的评价。1926年2月而立之年的茅博士第二次到唐山担任校长。因为北洋政府的人事干扰，任职不足三个月，愤而辞位。
为纪念我国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全国各地上演了《流亡大学》这部历史回顾影片。影片以竺可桢博士和他领导的浙江大学为生活原型，描述钱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全校师生由正直的学者校长率领，在外敌、内奸之欺凌压轧下，颠沛流离、弦歌不绝的感人情景。茅以升博士和唐山交通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复校复课的艰苦历程，与《流亡大学》的情景极为相似。当时唐山交大的处境比起影片中的钱江大学来，更为艰难：钱江大学内迁之初，挂着大学的招牌，运去部分图书仪器，全体师生基本完整集结。而唐山交大内迁时除零散归队的师生外，其他一切都是零。她当时已经没有校名招牌了，但凭着几千名校友和二百名师生心中永存的“唐山交大”这块无形招牌产生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唐山交大从废墟中再生。早在1935年，殷汝耕组成伪冀东自治政府，一夜之间，冀东22县全部易帜，唯独唐山交大的校墙内升挂原来的中国国旗。1937年7月芦沟桥一声炮响，敌伪即先于京津侵占唐山交大校园，留校师生仓惶离校，星散南逃（当任院长孙鸿哲留医北平，随后不久病逝）。1937年初冬，茅博士亲手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完成拆迁疏运及军运任务后亦已炸断，他随当时的交通部内迁武汉。这时候唐山交大部分师生也各自流亡汇集到武汉、南昌等后方城市，校友们密取联系，共商复校大计。国民党教育部奉令要从铁道部接管交通大学，而铁道部又要归并到交通部，人事变动纷繁，争权夺位，自顾不暇，当然对区区二百名师生的学院之出路与存亡，漠不关心。校友们只得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复校活动，茅博士义不容辞地领导了这一活动。是年12月，湘黔铁路工程局在湖南湘潭拨出两间公舍作为唐山交大教室，“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校名牌又堂堂皇皇地挂出来了；武汉、南昌、长沙等后方城市的大报纸上，刊登《茅以升招生启事》的新奇广告。老学生们从华北、中原、上海、江西等地纷纷归队，湘黔铁路局派出15名优秀工程师（其中包括校友10人）乘轨道手摇车，轮流到校兼课。可是教育部还不承认，拒拨经费。校友们纷纷捐款集资达1万2千元（当时可购25万斤大米）。这种“唐山交大人”的精神和毅力终于遏制了教育部的顽固阻力，自力更生的复院工作胜利完成，茅博士经教育部直接聘任（越过上海的交通大学本部）为交大唐院院长，这是他第三次主持唐山交大了。
在湘潭继而湘乡复院上课不到一年，茅博士率领全体师生又作第三次内迁。1938年11月中旬的“长沙大火”迫使临近前线的唐院往云贵高原转移。是年12月2日行经桂林时，敌机轰炸市区，80多名同学的全部行李及部分公物化为灰烬，其悲惨情景，难以言表。然而三百余名师生毫不气馁，他们沿着湘桂铁路路基和黔桂公路，攀越苗岭瑶乡向前进发。时值严冬腊月，雨雪交加，道路泥泞，饥寒交迫，经过三个多月的风餐露宿，跋涉1200公里，到达贵州平越县。在这个方圆仅4平方公里、约500户居民的小县城内孔庙的大门上，第三次挂起复院后的校名牌。由高厚城墙封闭起来的县城，地处崇山峻岭之腰，长年雰瘴笼罩，却有远离战火前线，敌机也不“光临”的优点。师生们暂时安定下来，重续弦歌。茅博士在这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重新建设唐山交大。他每年驻校九、十个月主持校务。凭学校和他个人的声望，约聘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离开渝昆筑等后方大城市到这僻乡山沟定居任教；利用寒暑假期，邀请各方学者教授及专业主管人员，到学校作短期学术讲座。他自己就亲自讲了四十年代的一些新课题，如《土壤力学》、《岩床钻探术——地球物理学之应用》等。
为抵制国民党党化教育之干扰，他坚持实行由院长、行政及教授代表组成的院务委员会制，以商议决定学院的重大事务；实行三长上讲坛制，即教务、训导、总务三长均开讲大事务；实行三长上讲坛制，即教务、训导、总务三长均开讲一至二门课程。教务及总务二长均系本院教授兼任，唯独训导一长，由陈立夫主持之教育部指派C.C骨干担任，这种不学无术、缺德少才的党棍能在这所“东方康乃尔”登上讲坛么？只好星期六下午到礼堂向一年级同学集体做“三民主义”和“总裁训示”的宣讲，同学们乐得借此闭目养神两小时。
唐山交大在湘潭复院不久，北平交大也从沦陷区撤出，奉令归并到唐院，成为唐院之铁道管理系。在独立的工程学院内设立铁道管理专业，在当时国内大学的系科序到上确是罕见，但茅博士却毫无世俗门户之见，极端关注它的发展。这个管理系四个年级共约160名学生，配备了管理专业及基础课程8名教授1名讲师及2名担任土木、机械课程的兼任教授，教学力量可谓相当雄厚。（重点教授每周讲课达12课时）铁道管理专业开讲微积分、最小二乘式、工程图画、铁道工程、机车构造等理工科课程，在四十年代的国内大学课程中，也是一种创新。茅博士对管理这一门科学，有其独到的富于哲理的真知灼见。在1935年5月2日北平交大校庆的集会上，茅博士对管理系全体同学演讲时说：“······每当我看到管理系四间教室门框上分别钉挂着‘管一’、‘管二’、‘管三’、‘管四’四块小木牌，我就思考，这不单纯是指点管理系四个年级上课的地方。从‘管一’到‘管四’表示学年的划分，表示学习内容的递增，但更重要的是说明管理科学应当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地划分为四个步骤进行探讨。我认为‘管一’的涵义是管物，物件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按其物理和化学性能数量进行管理，是比较容易管好的。‘管二’的涵义则是管事。事务的发展，因其内部因素运动和外部联系变化，经常呈现错综复杂的动态。管理好事务的难度比较大些。‘管三’的涵义应当是管人。人是社会进行中最活跃的一个因素，所谓事在人为。对人的教育、培养、使用、调配、甄选、典叙、激励等等人事管理工作，是一门难度极大的管理科学。‘管四’的涵义则是管自己。法古今完人，学中外圣贤，百世流芳，经得起千秋历史评说，难矣哉，难矣哉！修身慎己，从善摒恶，是我们毕生的任务，愿诸生与我共勉之……”（聆教已逾50年，原辞记忆模糊，大意如此）这一演讲的寄寓，在管理系全体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广泛的称颂。
1942年4月茅博士辞唐院职，专门致力于桥梁工程设计。但仍一如既往关注扶植唐山交大之发展。1944年12月，敌犯黔南都匀，唐院又被迫西迁，复院7年惨淡经营的少量图书、仪器毁散殆尽。在这存亡关键时刻，茅博士会同赵祖康（1922年校友）等校友，将师生们妥善接运到重庆，并联系转移到四川壁山县丁家坳，在交通部技术人员训练所旧址作内迁后的第四次复课。
1949年1月唐山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令唐院迁江西萍乡。大部分师生集中上海待命，何去何从，众口不一。当时在上海的茅博士会同赵祖康（时任上海特别市工务局长）、侯家源（1918年校友）、唐振绪（1935年校友）等商定，公举唐振绪主持唐院，留沪筹备复课。实际上则是团聚师生，迎接即将到来的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铁道部将交大京唐两院合并组建为中国交通大学（后更名北方交通大学），任命茅博士为校长。这是他第四次领导交通大学的工作了。1949年11月初，茅博士赴唐山视事，唐院师生倾校出迎，排满了自车站至学校的三里长街。
（作者原任柳州铁路局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