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二伯茅以升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思路敏捷，见解新颖，我觉得和他谈天是一种最好的享受。说来很凑巧，从五十年代到二伯逝世，我们始终住得很近。二伯是我国桥梁工程的先驱者，而我也是学工程的（不过是机械工程），因此在子侄辈中，他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投机。“文革”以前，他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就一个题目连续地和我谈，因此也深入不了。“文革”开始后，他靠了边，我与他谈天的机会多了。同时，我已年近四十，阅历多了，对他的思想更容易领会。
我们谈的题目涉及到工程和科技的各个方面。他曾经想改造整个力学体系，废弃力的概念，改用能的概念。事实上现在大家认识到的力学现象本质上都是能的传递、储存、释放和形态的转变。他甚至拟订了一本“能学”教科书的章节提纲，如果他能精力充沛地多活几年，这本教科书也许可以问世，那就可能引起整个物理学观念的革新。他还提出过科学和技术的新定义，沿着这个思路，科学和技术可以各自建立起学科体系，这对于工程教育、科普活动、科技研究都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但他的许多主张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把颠倒了的工程教育顺序恢复过来，即他称之谓“习而学的工程教育。”为此，他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和一本小册子。
知识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越是基础性的规律，趣是抽象，离开实践也越远，也更难于掌握。而学习的原则应该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可是现在的大学工程教育却反其道而行。大学一年级先学微积分和物理学，这些概念抽象，不容易掌握，而越是高年级反而越是接近实际，抽象的概念越少。学习成了先难后易。一个有志于献身桥梁建设的青年人，进大学首先遇到的是和造桥无直接关系的数学、力学，他的专业兴趣不容易培养。有的人有极高的施工组织才能，但不善于抽象思维。这样的人才在现有教育模式中很可能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相反，现在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多半长于逻辑推理和概念应用，却未见得有组织能力。如果让他们去指挥施工，很可能出现工序衔接、质量监督、人事配合等实际工作的混乱。人才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可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却偏重理论而相对地忽视实践。这种教育顺序
不但违背了先易后难的原则，而且造就的学生善于用脑而拙于动手。结果不能不对我国的工程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不难出现高超的设计，但难于使其变成现实。
有鉴于此，二伯提出一个新的教育顺序，其原则是先知其然，后知其所以然。以桥梁建筑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先学施工条例，一年级则学设计规范。这些学习内容不必解释条例和规范的理论基础，只说明其内在的联系。到三年级可以学结构力学，四年级则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普通物理。但桥梁专业的微积分和物理学可以不同于机械系的、它们各有侧重点，有各自的例题和习题。学生越到高年级、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级所学的道理，也能够明白还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成为一种终身的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种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优点：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级(或五年级)才算大学毕业，而是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毕业就业。一年级的毕业生可以在施工现场为工长；二年级的毕业生可以为设计室技术员；全程毕业可以做研究工作或为教授。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本来就较少，这正好和新体制下各年级毕业的人数大体相符。
2、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招收新生。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干了若干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继续入学。所以新体制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半希望进研究院或设计院，再不就是留校教书，把读书本身当作了目的，而不是“学以致用”。他们的学问多少有点偏重畸轻。另一方面不少现场经验丰富的工人干部，尽管才华出众，一旦走上工人、技师这条路，却再也无望成为教授、研究员。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双轨制教育、即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进职业学校或正规大学。这种制度虽有利于满足不同人才的需求，却易形成社会中的等级观念。而“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却兼有双轨制和单轨制的优点。
4、新体制下，大的工厂、施工现场都可以开办正式大学。有志于学的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大学一二年级。学校教的东西来源于日常干的工作。这类大学特别适宜业余学习，由于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学习就有兴趣，同时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识领域的道路又敞开着。如果大企业都能办大学，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翻上几番，而增加的经费支出却很有限。
二伯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应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的这套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他确实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在五十年代初他就写过许多文章探讨这个设想，但这个变革牵涉的面太广，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还要准备新的教材、新的师资、新的入学和毕业考核办法。这一切光凭单枪匹马，没有一个庞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最得力的秘书也被打成右派，调到边远山区，他的设想也就束之高阁了。“四人帮”被粉碎后，改革之风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视力减退，难于阅读，更艰于动笔，旧时的雄心，终于随年龄的增长熄灭了。现在大家在纪念他，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将他最有益于人类的思想继承下来，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付诸实施。
（作者系茅老侄儿，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