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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民昭

贵州平越（现名福泉）县，抗日战争初期，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内迁于此。虽已时隔半个世纪，可当地老一辈居民还总是怀着“饮水思源”的深情，追忆着交大给当地带来的好处。提起交大，人们总会自然地联想到茅以升院长。作为茅老的学生和亲如女儿的我来说，对他的缅怀更为深沉。

近十多年来，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到北京去探望他。在他病重之时，我也曾守护在他的病榻旁。久病的茅老，只要清醒的时候，总不时向我问起平越的种种，或是谈及他远在大洋彼岸的三女儿于冬（于冬与我在交大高中班时同学三年）。

茅老辞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悲痛得几乎失声。回首往事，历历如昨，特别是想起他在平越办学的那一阶段，不少往事都一下子涌上心头。

1938年，华北大部分地区已陷入日寇之手，交大唐山工程学院被迫撤离。迁至湖南的杨家滩后，长沙大火，又逼得再度南迁。多数人主张迁到比较富饶的云南，罗忠忱、顾宜孙、黄镜堂等教授去云南联系，拟定在云南的玉溪。茅老通过在贵阳公路局任局长的交大校友宋林森（宋是瓮安人，瓮安与平越毗邻）了解到，贵州平越县距西南交通要冲马场坪很近，县城内有山有水，环境十分清幽，且有较宽敞的旧县衙可资利用；兼之，在广大师生员工及家属经长途跋涉已疲惫不堪，不宜再西进去云南的情况下，平越不失为较为适宜的办学地点。大家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放弃玉溪，确定了平越。

方案既定，地方上都表示热烈欢迎。平越刘儆予、谭克敏、谭克慎、刘智先等热心教育的人士及县初中校长杨德山，小学校长刘霖村等都参加了共商交大迁平的具体筹划工作，腾出了初中所在地的孔庙给学院作教室和办公室；让出城厢小学所在地的考棚为学生宿舍；部分民房安置教职员工。茅老的决策加上地方上的大力支持，学院很快具备了开学复课的条件。

1939年2月，人们冒着寒风，像欢迎远道归来的亲人一样，热情迎接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的交大师生员工。贫困、冷清的山区小县，一下子迎来了近千名客人，大街小巷充满了欢声笑语。很多人家让出了较好的房间安置亲人，自己则住进了偏房或修整后的柴房；人们拿出比较像样点的食物，款待客人，并精心照顾伤病员。山区人的纯朴、忠厚和坦诚，使交大师生员工初来乍到便有宾至如归之感。

茅老在这年的春节前夕，带着全家三代人来到平越，住在县城东街刘文振家的小木屋里。一贯谦让的茅老宁愿自己简陋些，执意把几处稍好的砖木结构的楼房安排给教授们居住。当时太夫人已年逾古稀，茅夫人又体弱多病，但他首先考虑的是别人。

学生的住宿尤为受到重视。男生宿舍命名为“天佑斋”和“洪泽斋”，女生宿舍为“木兰斋”。“天佑”、“洪泽”，表示对我国铁道事业先驱者的崇敬，“木兰”则寓意于读书不忘报国。茅老育人、树人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茅老主持的交大唐山工学院来到平越后，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平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满足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地方士绅组织、动员本地人大力开展了饲养业、养殖业，并利用房前屋后空地广种瓜果蔬菜，城乡人民齐努力，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在商业方面，集体、个体均积极筹集资金，于是，象“同兴实业社”、“平安百货商店”、“罗惠隆点心店”，还有“李氏皮鞋店”、“洗衣店”、“缝纫店”和各种小吃店相继开业，使得原来十分萧条的街市，逐渐热闹起来。

然而，变化最大的还是文化教育事业。以往，平越没高中，上初中、小学的人也不多。交大迁入以后，情况大为改变了。首先，交大应初中的要求，选派大学里的高材生到初中去讲课，如徐采栋同志除讲课外，还被选为初中教务主任。充实了初中的师资队伍后，教学质量有很大提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比过去大大增长。最令人感激的是茅老和交大的教授们为满足本地人民的要求，创办了平越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人们渴望已久的高中，取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平越中山中学高中班”，解决了广大学子初中毕业后，无力出外深造的困难。这个高中班的教师全由交大教授兼任。在交大“严谨治学、刻苦钻研、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校风熏陶下，从高中班毕业的学生大多品学兼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名牌大学。高中的升学率名列全省高中的前茅。由于有了坚实的高中基础，很多同学上大学后，成绩一直很好，为祖国做出卓越贵献。如茅于燕、胡懋洲、蒋学乐、何志刚等都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在平越读高中的。

有了高中班，偏僻的山区小县有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条龙的学习场所。高等学府的迁入，小县充实了近千名具有较高知识和文化素养的人，一时成了“文化城”。

当时的平越没有电灯，教师备课和学生晚自习，只能凭藉用灯草的菜油灯微弱之光。绘图时，偶遇灯芯爆炸，图纸上便油污点点，老师要求又十分严格，所以又得从新再画。而我们的茅老，每天坚持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至深夜。这种忘我的治学精神，在当时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尤显难能可贵。如果说这种精神起了带动“交大”人奋发拼搏于教学，也起到促进平越人好学向上的作用，真不算溢美之词。

茅老为了办学与上述地方上的各种人士接触，保持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他同家兄刘儆予，尤为“一见如故”。家兄自“交大”迁平越后就一直协同茅老处理“交大”师生员工的衣、食、住、行等问题。我家在后园漆树林里新修的小楼，就成了他们聚会的场所。由于家兄同他亲密的交往，我们一家对他的了解与尊敬也与日俱增，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茅老待我，更是融师生和父女之情，备极关怀，数十年如一日。1977年我丈夫宋启瑞不幸病逝，我一度沉入悲痛之中，意志消沉。适因公赴京，茅老见我身体瘦弱，精神不振，便婉言相劝；五十出头的人了，应该懂得人生的道理。你受过高等教育，有工作能力，应该振作起来，以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作为精神寄托。你可换换环境，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待健康情况好转，再继续努力工作。还可以参加些有益的社会活动，思想境界宽了，孤独感、寂寞感少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就岁，仍在教育战线上奉献余热。66茅老的训示与宽慰，使我受益非浅。这十年多来，我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外，还参加了诗词、书法等组织活动，生活得很充实今年虽已好了。

级的部分同学到与县城毗邻的苗族聚居的野鸡坡乡和苗族同胞们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苗、汉民族大联欢。该乡许多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43年除夕，茅老批准土木系1940茅院长还注意加强与城乡各族人民的联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争阻碍了交通。何况，平越又无直接汽车通邮，确保与亲人的书信畅通，成为师生员工的迫切愿望。茅老急人所急，他亲自和邮局局长宋启瑞商谈，如何保证邮件的安全与迅速传递。宋报请批准，决定增加分拣、投递人员，每天派人去马场坪取、送邮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要检査邮件，没收进步书刊、迫害进步人士。邮局便与“交大”密切配合，只要邮件一到，就立即送去。在邮局宋启瑞、刘俊、龙家麟等的协助下，有时来不及送去的邮件，他们就代为隐藏起来，巧妙地避开搜査，使邮件迅速、安全地送达收件人手中。“交大”师生感激不已。

茅老在晚年一直怀念着平越，多次亲切接见我这个“平越人”。1989年5月4日，为了迎接“交大”土木系43级的海内外校友返校寻梦的联谊活动，以及准备修建福泉中学图书馆和“交大”校史陈列室，我受福泉县政府的委托晋京向茅老汇报，听取他的指示。听完我汇报情况后，他非常高兴。他说等他病稍好后，要去平越（福泉）看看。对校友的寻梦活动，修建图书馆及校史陈列室的计划，表示了最热情的赞许。当他听到在“交大”校史的陈列室里将准备为他塑一座像时，他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最后要我代他向校友们及福泉县的领导同志们问好。这次谈话，我已录了音。5月14日校友们在阔别近半个世纪后，重返平越故地寻梦，欢聚一堂。忆恩师、怀故人，重温那艰苦岁月与平越人民共患难的往事，大家感慨万千，激情满怀。特别是杨裕球、陆珣如、金明亮、黄国焘等校友，远涉重洋，回到祖国，他们盛赞祖国的繁荣昌盛，为平越崭新的面貌而欢欣，每怀往事，热泪盈眶。大家把个人今日的成就，归功于母校的培养、恩师的辛勤教诲和严格校风的熏陶，由此得以具备报效祖国的才能，自己也受益一生。校友们参观了平越原来的校址，对仅存的“茅院长办公室”和“茅老故居”都摄影留念。最令人感动的是听茅老的讲话录音。当校友们和平越的同志们聚在一起，听了茅老在病床上的讲话录音后，那十分耳熟的语调，把大家带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峥嵘岁月，有如置身于老先生身旁。同志们饱含着思念的热泪，听了一遍又一遍，在千里之外的故地默默为老先生祝福，不忘母校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