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冬
我来美国已四十二年，对中国一切情况记忆已很迷糊，常常要翻汉英字典才能找到要用的字。但对于童年时代有些阶段，却记得比较清楚。记得我在杭州上小学时，母亲患精神衰弱之病，父亲对她特别耐心，从未听他发过脾气。父亲那时正在建造钱江大桥，非常忙碌，常常出差。在家时间也是接待来客，无多时间与我们相处。父亲这一段造桥之事，已是举世闻名，不少书已记载他的成就。历史家对于他的伟大成功也许比我们还清楚，因此我就不多写了。
记得我在小学六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回家，保姆对我们说：“明天不上学了，日本和我们打仗了。我们要搬到后方去躲避一下。你们孩子们乖乖的，收拾一下行李，不要带太多东西。”我那时很傻，不知这情形之重要。只随便包装了一些东西。父亲很忙，要处理许多事情。最重要的一事是，毁掉一部份钱江大桥。当时军方还派爆破人员督办此事。这对父亲来说，是很伤心的。但是要面对现实。如果日军打进来，占据了杭州，缺乏钱江大桥，其军事侵略成功的希望就会减小。今天回想起来，很佩服父亲的伟大与镇定。
从那天起，我们一家开始了八年抗战的流浪生活。先是逃到湖南，上一年学；再逃到桂林，日机大举轰炸，父亲觉得很不安全。那时父亲正在帮助交通大学搬到后方复校，决定要去贵州和四川。他将我们一家搬到贵州省的平越。这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他认为这个地方很安全，不致于有日机轰炸的危险。这个小城人人说它“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我们在这里虽然过着穷苦的日子，但是的确很安全，可以好好的念书。我在平越五年，由初中二到高中三。我对这一段时期至今还很怀念。
那时，我上初中二年级，读的是本地学校。父亲对于我们子女教育非常认真。早早就将学校情形打听好，要人带我们去参观学校。此时，母亲以前的神经衰弱之病已经大减，对我们也关心起来。虽然物质生活一落千丈，但是家庭生活充实了起来。父亲在平越托人找到一座居所。我还记得这是一个四合院。房主住在正房中间。我从那里知道了许多农人生活情形。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养了不少牛马之类。父母和我，燕妹，保姆住在一边。其它四兄妹在哪里，我已不太清楚。好像大兄在美国，大姐在昆明，二兄在四川沙坪坝的音乐学院。二姐先在上海，后于1940年来贵州念中学。那时父亲将祖母接来与我们同住。父亲对祖母非常之好，他每天早上必去问安。他说如果不是祖母的鼓励，他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祖母带了一保姆住在四合院的另一边。我们这一座院子有楼上楼下。父母住一间房，中间是餐厅，
另一间房算是书房。我们第一天搬去时，见那原始的用具，吓了一跳，因为我们过惯了杭州的城市生活。记得起初保姆去烧饭，我们在餐厅等了好久以后，她们拿菜出来，又吓了一跳。因为她们的脸、手变得都是漆黑的。后来才知道，烧煤球要用扇子煽，很多黑烟冒出来，都染到她们身上了。这使我心里很难受。不过，后来她们习惯了些，对用具也熟悉了些，就好多了。
我们在平越这一段时间比较安适，不怕日军飞机轰炸。父亲和母亲相处甚好。父亲早出晚归，有时去贵阳办公事。这里，无火车、汽车，距公路汽车站马场坪约有七、八公里，要坐一种轿子样的“滑杆”，中间有一个座位，用竹子绑起来，两头使人抬。贵阳比较大，比较文明，那边设有部分交大办公室，父亲有时去办事。我和燕妹早上去学校，下午回家，很象现代小家庭。暑假或学校放假，大姐、二兄、二姐回家。在平越的这一段时期，不但父母平时与我们很亲近，在假期之中两个姐姐和二兄也回来度假，大姐、二姐在楼上与我和燕妹同住。大姐介绍我们看一本书叫《小妇人》是一本由英文翻译的小说，内容是讲一家有四姊妹的故事。我们正好四姊妹，大家对此书都很有兴趣，常常讨论不休。大姐是个文学家，她介绍我们念的书，都很有文学价值。我们四姊妹在那“天无三日晴”的楼上，度过了不少甜蜜而很有兴趣的假期。大姐替我们的居所取名“联芳楼”，诚名不虚传也。
平越无高中，交大有许多教职员子弟多是在青少年时代，需要一所高中就学。同时，平越本地人士也有同感。父亲眼光很远，搬去平越不久，便与一些教员和本地教育界人士商讨这个问题，要办一个高中，以便这些初中毕业学生继续学业。父亲和当地人士处得很好，于是，互相帮助，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经过一年多的计划，果然成功。当地人士捐教室，交大教授们捐时间与精力。这个学校取名交大附中，程度非常之高。因为教员多半来自交大，我们由平越初中升到这样一个高中，常感到自己能力不够。每天加油念书，无基娱乐时间，还觉得赶不上。常常下课回来问父亲很多问题，由英文到数学、历史、地理。他好像是一本大字典，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答，并且很有耐心。你问他好几次，他都不发睥气，也不说你笨。今天回想起来，他象现时新式的父亲，对儿女从不打骂。父亲常去学校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并常常关心学生们的私人生活，好象学校与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很和谐。由于父亲的帮助，加上每天自己用功，我在高一勉强得了第三名。我们班上大约有20多人。后来我到了美国才发现，许多美国大学程度还不如这个高中那么深。我如那时到美国念书，可以进一个很高深的大学。是这个学校给了我“认识人生”的根底。
平越生活给了我许多温暖，但是卫生条件不够。我在高三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记得有一天下课后没有回家，因为我们在学校演戏，我对此事非常有兴趣。忽觉全身很冷，头昏，这才赶快走回家，已是傍晚。见到老保姆，说“我累了”便回房睡觉，到晚饭尚未起床。她就有点着急，到卧室来看我。见我不知人事，推我也无反应，扭我也不觉得痛，赶快去找父母亲。平越是个“原始”的山城，无新式医生。父亲好容易找到一个医生，但他是个兽医。虽如此，但他受过新式教育比较懂新的医法。他来看了我说“这个孩子病得太厉害，恐怕不能医治好。尽其可能吧”。他第一要灌肠，这是他的医道。我那时人事不知，全是后来家人告我的。过了几天，我终于醒过来了。看见父母亲和燕妹在我身边，不知为什么都那样紧张，问于燕：“你考试了吗？”她说：“已考完了。”记得我开始生病时正值学校大考，我这才知道我不知人事已快十天。忽然觉得头痛万分，就恨不能将这个头用刀割下扔出去。我就此病了半年，高中三下学期未上学。在病中好几个月，父亲、母亲，两位保姆和一位交大的书记杨先生轮流陪伴着我，怕我再来一个“不知人事”。还记得父亲从学校里拿了许多科学故事之类的书念给我听，使我得益不少。那位医生并没有给我什么药，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到底生的什么病。有一位本地巫医说，有一个鬼附在我身上，要用土法子来医。找了几个人在我身边唱歌念佛，又在我面前杀了一只鸡，说是如此做了，那个鬼便会远走高飞。母亲只有相信他，因为没有别的人能治此病。在这数月之中，我每天头痛不减。父亲除了要陪伴我以外，尚有许多学校之事要处理，很忙。那位医生虽然没给我药，但他念了许多书，并且和一些医药方面的人商量，很久后才断定是脑膜炎。那时还无“盘尼西林”这种药。即使已经发明，平越也不会有。要是在今天，这种病一个多星期就好了。那时我竟病了那么久。大约三四个月后，我慢慢好起来，开始觉得有点饥饿，母亲常到祖母那里要点饼干给我吃。有人从外地来，总是送祖母一些这种咸饼干，我相信要不是父母亲白天夜里如此耐心照护我，我不会复原得这么好。有人说，生这种病如果医治与照护不好会使人低能。今天回想起来，真要感谢双亲在天之灵。
（作者系茅老三女）
